三、政治文化研究的國外狀況

正是由于上述學術鋪墊的存在以及國際政治的需要，政治文化這一嶄新的概念從50年代開始出現在美國政治學的舞臺上。1956年8月阿爾蒙德在美國《政治學雜志》（Journal of Politics）發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首次采用了“政治文化”之說。他說：

“每一個政治體系皆鑲嵌于某種對政治活動指向的特殊模式之中，我認為可把它叫做政

治文化。但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政治文化并不一定與某特定社會或政體在地理上完

全吻合，有些時候，某種政治指向模式可能延伸至一個政治體系的疆域之外。第二，政治文化與一般文化有關，但并不完全相等。” [9]

隨后，一大批政治學者加入政治文化研究的隊伍，并逐漸形成一股學術潮流。他們采用更為嚴格的方法論樣式，設計更有效的訪談，進行更大規模的統計學抽樣調查，采取更為復雜的數據處理技術。先后發表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阿爾蒙德和科爾曼在1960年主編出版《發展中地區的政治》一書，倡導在政治學研究中開創行為途徑，主張用新概念代替舊概念，比如用政治系統取代國家，用功能取代權力，用角色取代職位，用結構取代機構，用政治文化取代公共輿論，用政治社會化取代公民訓練。

1963年阿爾蒙德又與沃巴出版《公民文化》，作品具有政治文化研究的經典意義，在所有有關文獻中具有極大創始性與啟發性影響，標志著政治文化研究途徑的正式形成。作品嘗試從五個國家現行制度中一系列政治態度入手，驗證政治文化的性質與當地政治制度和社會條件的聯系，以及不同特征文化如何決定一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和特殊模式。作品概括了政治文化的含義，為此一領域的研究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標準。接著，阿爾蒙德與鮑威爾（G. B. Powell）合作《比較政治學：發展研究途徑》一著，把政治系統、政治文化和政治發展融合在一起。

1965年由派伊與沃巴主編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出版，成為與阿爾蒙德的貢獻相提并論的另一件政治文化途徑的代表作。由派伊所寫的導言，確立了比較政治研究中政治文化的音調和方向。在概念上，他承襲了阿爾蒙德。但比較而言，兩人在具體闡釋、側重點、方法論上仍然產生了區別。在理解政治文化的含義和這一研究途徑的功能以及對于政治發展的關聯方面，“導言”成為重要的參考資料。需要提及的是，派伊在政治文化方法的應用上是一個卓有建樹的人物。他于1962年出版的《政治、個性與國家建設》一書、于1968年出版的《中國的政治精神》一書、于1972年出版的《中國：導言》，以及于1980年出版的《中國政治中派系協調的動力》等著作，都對政治文化方法的實際運用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還需要列在這里的一些對于政治文化理論與研究實踐的發展顯有影響的學者及其作品是：伊斯頓（D. Easton）及其《政治分析的框架》；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與多米蓋茲（Jorge I. Domiguez）的《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費根（R. R Fagen）及其《古巴政治文化的轉化》；塔克（R. C. Tucker）及其《文化，政治文化，共產主義》；羅森鮑姆（W. A. Rosenbaum）及其《政治文化》；等等。

關于政治文化的概念，從迄今所能讀到的文獻來看，多數同行的限定都與阿爾蒙德的相同或近似，即主要是強調它的“心理性”和“主觀性”特征。但在這一基本的觀點下面，仍然存在歸納的差別。用原創性和影響性作為衡量標準，在諸種定義中，可以說有四種概念具有代表性。

首先是阿爾蒙德、鮑威爾和沃巴視自心理或主觀（psychological or subjective）角度的定義。受到帕森斯和席爾斯（E.Shils）理論的影響，[10]阿爾蒙德和沃巴在《公民文化》中稱他們所說的政治文化，是指內化于民眾之認知（cognitions），情感（feelings）和評價（evaluation）之中的政治制度。[11]沃巴認為，“政治文化是包括經驗性的信仰（empirical beliefs），表達的符號（expressive symbols），以及價值（values）三者所交織而成的一個體系，這一切定義了政治行為賴以發生的情境。它所指的是一種政治制度中的所有成員的主觀取向（orentation），是關聯于政治生活一切方面的主觀取向。[12]所謂“取向”，在阿爾蒙德和鮑威爾那里包括：（a）有關政治對象（objects）與信念的認知取向，；（b）相對于政治對象的附著、系連或拒絕的情感取向；（c）應用一些價值標準對政治對象與政治事件加以判斷和議論的評價取向。[13]以阿氏為代表的定義顯然具有純粹心里和主觀的色彩。

第二種是伊斯頓視自客觀（objective）角度的定義。與上述不一樣的是，伊斯頓不把政治文化看作與一般文化純然不同的東西。它的政治文化指的是一系列信念、觀念、規范和價值，它們規定了影響政治輸入和制度運行的思維、情感和行為模式，與此同時，它們又被社會成員視為一種權威性的為之折服的力量。伊斯頓認為，每一個社會都有它神圣不可褻瀆的政治與文化的圖騰和禁忌、目標和約定，一切與此相沖突的欲望都難以如愿。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社會成員為這些傳統價值所內化，因此他們不會容忍對此的任何挑戰。社會的唾棄和不屑作為輿論制裁將迫使異類恪守常規，而那些鋌而走險的極端分子將會以叛逆和蠱惑罪名受到懲罰。[14]國家統治者出于利益或穩定等因素的考慮，總會提供整合與誘導社會成員政治取向的一套由“價值（目標和原則）、標準、權威結構”組成的框架。價值成為社會生活的全面約束，引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中規中矩，避免觸犯敏感的制度神經；標準是為政治指令的執行過程所規定的一套期望遵守與可接受的程序；權威結構是為政策制定與執行而設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權力組織與實施模式，即權威得以傳導和運行的關系及角色安排。 [15]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政治文化是通過外在強制而內化為主觀習慣的。

第三種是白魯恂的啟發性（heuristic）定義。白魯恂曾多次界定政治文化的含義。但以1972年為界，之前和之后有所變化。在1972年之前，他基本沿循著阿爾蒙德的觀點。在幾乎所有的著述中他都以一貫之地將與政治有關的內在態度、情感和價值劃入政治文化的主要構成。如認為，政治文化乃由人們在政治過程中累積的取向構成，它包括社會之權力與權威結構的現狀，計算與估量因果關系的規范，價值群和情感反應的模式所形成的限制[16]；又認為，政治文化乃由賦予政治過程以秩序和形式（order and forms）的特殊取向模式所組成，它為政治領域提供結構和意義。[17]但在1972年以后白魯恂對阿爾蒙德的歸納提出了質疑。他認為，由微觀個體推斷宏觀制度是荒謬的；而確定主導一個民族政治態度與取向的特殊“分布”和“密度”更是復雜和不切實際的。要找出主宰人們外在行為的內在心思，或依據社會成員的取向來確立一個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同樣具有相當的難度。而這一點恰恰是阿爾蒙德的主張。白魯恂對阿氏界說中政治文化的指向也提出了看法，認為，政治文化的初始假定是，以一種描述的方式來讓人相信，一個制度的確是運行于一套價值、情感和取向之上的，它們成為一個制度獨具特色的關鍵。所以，政治文化所包含的應當是那些使制度有所區別易于辨認的“取向”，而不必然是公眾所有風格中最具特色的東西。為此，白魯恂提出，政治文化研究的對象應是對政治制度運行起作用的部分，而不必追問其他態度的分布狀況。[18]

第四種是以費根和塔克為代表的綜合性（Comprehensive）定義。此定義的不同之處是強調了“行為”在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這兩位政治學家看來，將政治文化局限在純粹心理世界實際使它成了一個“極端主觀化的概念”。[19]按照費根，政治文化應是與重復發生的顯明行為方式相關的個人思維模式的集成。 [20]塔克同樣認為，政治文化術語的運用應采借人類學家的方法，他們的文化概念既包括了隱在心理，又包括顯在的行為。 [21]這種政治文化的綜合說無論其內涵還是外延都明顯有別于其他論者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