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自成：以中華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

　　中國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歷史文化基因：和平思維、同舟共濟、見利思義、以民為本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首要原因在于對國際形勢的誤判。要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就要使所有的大國明白，今天各國所處的國際環境已經與過去完全不同，必須建立新型的大國關系。習近平從中國歷史文化的和平思維中，指出了“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是新的時代特點，沒有和平，發展就無從談起，全球化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關聯，不僅大大弱化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對抗的意愿，更顯著降低了彼此發生沖突和戰爭的風險。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大潮流奠定了新型大國關系的前提。

　　因此，習近平提出的中國推進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就是邀請所有大國，不論是老牌大國，還是新興發展中大國，都來走中國正在走的和平發展的道路。所有大國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就可以為構建新型的大國關系提供一個新的起點。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第二個重要的原因在于，都想推翻過去的國際秩序，建立一個以自己中心并占主導的國際秩序。過去的英法之間、英德之間、英法俄與德奧之間、英法美蘇與德意日之間、蘇聯與美國之間對抗和沖突的根源，實質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國際秩序的競爭和沖突，或者都是為了在國際秩序中獲得排他性的主導和優勢地位。所以，要避免大國之間、大國集團之間的沖突和競爭的災難，就必須在國際秩序觀上有新的突破。

　　習近平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提出“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共同享受尊嚴，共同享受發展成果，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合作共贏是實現目標的共同途徑，共同遵守規則。所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大國關系，將是所有國家參治和主要大國共治的關系，聯合國、20國集團將在其間起重大作用，而不是原來大國關系的那種排他性惡性競爭。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第三個根源是由于各自追求的國家利益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重大或根本性的矛盾。因此，要避免過去大國沖突的歷史鐵律，就必須徹底摒棄有你無我，以力取利、贏者通吃的以零和游戲為特征的傳統國家利益觀。習近平在爭取、維護、發展中國國家利益的外交實踐中，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利觀的精華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國家利益觀。傳統義利觀的精華，就是孔子提出的“見利思義”。

　　這一新型的國家利益觀與流行的國家利益觀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不僅是現實主義的，也是理想主義的，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結合；是考慮國家利益的，也考慮國際道義，把正義與利益結合；是考慮本國利益的，但同時也兼顧他國的利益，把本國利益與他國利益結合。比如，在中俄劃界中，中國充分關照了俄羅斯切實存在的具體的問題。在與拉美國家發展關系時，也關注美國在拉美的利益考慮。習近平提出的正確的義利觀和新的國家利益觀，成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動力。

　　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對抗，其第四個根源是由于大國追求安全的結果，導致相互都覺不得不安全，你的安全是我的威脅，我的安全是你的威脅，每個國家集團安全的結果導致另一個國家集團的不安全，單獨追求安全的結果最終導致沖突和戰爭。要避免過去大國沖突的歷史鐵律，就必須徹底擺脫大國之間的安全困境，建立以共同安全為目的的新型安全體系。

　　習近平指出，“我們應該摒棄冷戰思維，積極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摒棄冷戰思維，就是以平等合作、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并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習近平強調共同安全時，強調這些安全措施的結果必須是有利于人民的，就是為本地區人民營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寧、更加溫馨的地區家園，也體現了中國領導人不僅在國內政治中貫徹以人為本、以民為本，而且在國際關系中也貫穿這種思想。這使中國的新安全觀超越了單純的國與國的安全關系，開始真正形成一種涵蓋國家與人民綜合安全利益的新安全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