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后幾年,黨中央尤其關注扶貧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扶貧問題多次發表重要講話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在貧困地區。”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到華東地區、西南地區調研工作時再次強調,“十三五”時期,要在推進扶貧開發上取得明顯突破。要采取超常舉措,拿出過硬辦法,按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要求,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上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
一種情結 一個使命
提到扶貧開發,人們總是聯想起習近平早在23年前出版的一本書《擺脫貧困》。這是他當年擔任福建寧德地委書記期間推進扶貧工作、讓一個沿海貧困地區基本脫貧實現重大突破的理論思考和實踐總結。這段難得的經歷也給他留下了深深的扶貧脫貧情結。據統計,擔任黨的總書記至今,習近平有20多次到各地考察,其中有9次涉及扶貧問題,這或許是其執政生涯中的一個情節,但更是中國面向未來必須擔負起來的歷史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進步,但與此同時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由于地域環境、生產發展水平、社會開放程度和思想觀念的不同,貧困問題在我國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尤其是中西部內陸地區更是明顯。即使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沿海地區,像福建、廣東、浙江的山區地帶,貧困問題一直困擾著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
貧困其實是一種社會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綜合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生活中的經濟現象。19世紀末英國學者朗特里和布思就撰文認為:“一定數量的貨物和服務對于個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缺乏獲得這些物品和服務的經濟資源或經濟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狀況,即為貧困。”英國的奧本海默在《貧困真相》一書中則這樣認為,“貧困是指物質上的、社會上的和情感上的匱乏。它意味著在食物、保暖和衣著方面的開支要少于平均水平。貧困奪去了人們建立未來大廈——‘你的生存機會’的工具。它悄悄地奪去了人們享受生命不受疾病侵害、有體面的教育、有安全的住宅和長時間的退休生涯的機會。”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對貧困的理解。
到了市場經濟已經進入比較完善的時候,世界上仍然存在貧困問題。歐共體在1989年《向貧困開戰的共同體特別行動計劃的中期報告》中也給貧困下了一個定義:“貧困應該被理解為個人、家庭和人的群體的資源(物質的、文化的和社會的)如此有限,以致他們被排除在他們所在的成員國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世界銀行在以“貧困問題”為主題的《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將貧困界定為 “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準的能力。”1998年作為發展中國家之一的印度,有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則深刻地揭示:貧困意味著貧困人口缺少獲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但貧困的真正含義是貧困人口創造收入能力和機會的貧困。
因此,貧困不只是一種物質和精神生活能力低于基本生活水準,更在于是一種人的機會的喪失,體現為社會的不公正不道義。當今世界把貧困作為最大的世界難題之一,解決貧困問題是世界各國政府必須提供的公共產品。貧窮是嚴重的社會病,能讓本分人泯滅天良、毀棄家庭。現在世界許多地方出現的政治動蕩、極端主義、恐怖和暴力等非傳統安全,都是因為這樣的公共產品缺失產生的負外部性。
作為崇尚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理由不解決貧困問題,改革開放事業的總設計師,同時也是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開拓者鄧小平同志就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作為承前啟后的新一代執政黨領導人在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關鍵階段,必須把消滅貧困作為執政黨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減少乃至消滅貧困是全面小康社會的應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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