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蘊嶺：中國與周邊關系 命運共同體的邏輯

中國與鄰國的關系歷史遠久，因此，脫不開歷史的積淀，但是，現實的關系更具多樣性和復雜性，這需要用新的理念和手段來處理。長期以來，中國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和睦鄰、富鄰、安鄰的周邊戰略思想。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中國周邊外交方針的基礎上，將中國周邊外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習近平強調，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系看，周邊對我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審視我國的周邊形勢，周邊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同周邊國家的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要能真正理解和認識中國與鄰國的關系很難，而構建中國與鄰國的新型關系更為不易。所以，習近平也指出，思考周邊問題、開展周邊外交要有立體、多元、跨越時空的視角。這就為我們探索周邊關系解決周邊問題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邏輯。

周邊關系的轉變

新中國建立以后，周邊的地區很不安寧，與鄰國的關系非常復雜。冷戰所導致的兩個陣營對立是影響我國與周邊鄰國關系的最重要因素。中國屬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陣營對立，當時西方勢力相對強大，這樣的對立迫使我國在很長的時間里都必須圍繞新中國的政權生存安全而斗爭。例如1950年代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我國的定位是保家衛國，也就是為了生存安全，盡管付出的代價很大，只好背水一戰。上個世紀60年代，我國和蘇聯的關系惡化，對抗蘇聯又成了維護生存安全的選擇，與此相聯系，與印度、越南打仗，都是被動之舉。

1978年我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改革就是改計劃經濟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開放就是利用國際市場，吸引外來的資本實現快速發展。搞市場經濟，利用國際市場，都需要改善對外的關系，創建好的國際環境。這就是為何鄧小平先后訪問美國、歐洲、日本、東南亞等國家，要跟他們改善關系，拓展我們的發展空間。中國這樣做是主動的，主動改善，主動開拓，這與過去被動應對大不一樣。這樣的主動之舉改變了中國的對外關系格局，改善了外部的環境，它一方面有助于我國吸引外部資金、技術、利用外部市場發展加工制造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緩解中國面臨的威脅。

冷戰結束，我國周邊的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聯解體了，原來的對抗消失了。我國主動與俄羅斯和由蘇聯獨立出來的中亞國家、東歐國家重建關系，與原來和蘇聯關系密切的越南、老撾等發展關系，與韓國、印度發展關系，與印尼恢復關系。通過這樣的主動構建，到1990年代末，我們就全面實現了和鄰國的關系正常化。這是近百年來中國與周邊鄰國關系的一個大的轉折。

利用這樣一種轉變，中國開始采取更主動的諸多措施，與鄰國構建新的共生關系。第一個就是努力解決邊界遺留問題。邊界爭端很敏感，涉及到國家的核心利益。但是，中國與一些鄰國的邊界爭端有著復雜的背景和原因。歷史上，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地理邊界只是一種相互的認可，以國家治理能力為基礎。中國強大的時候，邊界擴展，弱的時候，邊界萎縮，新中國成立后，確定邊界成為一個非常困難和棘手的事情。歷史上遺留了很多問題。世界上，任何國家之間的關系只要有領土爭端，就很難處理好，所以，解決邊界爭端既花時間，又費精力。現在，就剩下與印度、不丹的陸地邊界尚未解決，與印度達成了穩定邊界，繼續談判的協議。所以，到今天為止，中國才基本上有一個穩定的以法律為依據的陸地邊界。

不過，新的矛盾又出現了，這就是海上爭端加劇。海上爭端涉及到與領土和專屬經濟區劃界，涉及到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海上爭端與陸地不同，陸地爭端僅涉及到當事者雙方，而海上則會涉及到多方的當事者，甚至是外部的勢力（海上利益）。海上爭端為中國增添了一些被動應對的因素。如何解決爭端，如何在捍衛中國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維護和平發展環境，如何構建基于利益和信賴的新型合作關系，這對中國是一個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