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蘊嶺：中國與周邊關系 命運共同體的邏輯

創建伙伴關系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自認為取得了勝利，宣稱共產主義“歷史終結”。所謂終結，就是共產黨執政體制失去生存基礎，社會主義運動到此為止。中國作為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大國怎么辦？加上20世紀90年代末期西方對中國實行制裁，當時的確面臨為爭取政權生存而發生對抗的危險。

但是，面對復雜的局面，中國采取了新的創建性戰略：避免對抗，尋求合作。從這個戰略出發，中國與鄰國和其他國家構建一種新型的伙伴關系。什么是伙伴關系？第一個定位是不對抗，第二個定位是尋求合作。中國不與美國對抗，不與鄰國對抗，盡管存在諸多矛盾和沖突，有些火藥味很濃，但是，中國都盡可能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用智慧讓它們減壓熄火，為此，達成了構建伙伴關系的共識。有了非對抗的前提，有了尋求合作的意愿，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關系的氣氛和特征也就不一樣了。構建伙伴關系是中國的一個創造，是對當代國際關系的一個貢獻。

當然，首先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意志不動搖，中國的發展取得成功。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確定了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也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這樣，中國就有了發展與鄰國新關系的基礎和優勢，這就是以經濟關系為基礎，推動全面關系的發展。現在回顧起來看，如果當時沒有把握住大局和大方向，就難以看到今天這樣的形勢了。

當然，建立了伙伴關系并不是就可以完全消除威脅，就會沒有矛盾。伙伴關系的發展需要經歷復雜形勢的錘煉。面對復雜的關系和形勢，中國需要的是足夠的戰略耐心，著眼于的戰略，畢竟時間在中國一邊，力量權重向中國方向傾斜。歷史經驗和教訓都表明，一個崛起的大國最忌冒險盲動，最怕政策被極端輿論綁架。實現中國的復興夢是一個長進程，要確保這個進程不被打斷。中國已有足夠的力量抵御來自外部的進犯，能把握住大局，特別是把握住自己，才是真正的考驗。

構建區域合作機制

與周邊國家構建區域性合作機制，這是中國與鄰國關系的一個新發展。過去，中國與周邊鄰國都是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關系，沒有區域性的機制框架作為依托。通過推動區域性合作機制，就有了新的關系框架，比如與東盟10國的關系，與俄羅斯和中亞的關系，與日韓的關系，與南亞的關系等。這些區域性關系有的是以自貿區的形式構建的，如中國-東盟自貿區；有的是以區域合作組織構建的，如上海合作組織，還有的是以合作框架的形式構建的，如中日韓三國，還有的是作為觀察員參與的，如中國與南亞聯盟。在這樣的區域性框架下，就可以協商集體性的綜合問題，綜合利益，這樣就可以超脫雙邊關系問題的制約。

以與東盟的關系為例，有了區域框架關系還是大不一樣。如果沒有與東盟的關系，就只有與10個國家的雙邊關系，有了東盟，它能代表一定的區域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沖雙邊的矛盾。中國與東盟這個整體構建了自貿區，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構建了戰略伙伴關系，在南海爭端上，與東盟整體的關系起到了平衡雙邊爭端的作用。我國與中亞國家的關系本來很復雜，極端勢力是對我國的一大威脅。2001年我們利用世界反恐大勢，與俄羅斯、中亞國家一起創建了上海合作組織，以反對極端勢力威脅為重點，推動綜合關系的發展，使中亞成為一個穩定、合作與發展的地區。現在又提出構建新絲綢之路，通過發展這個中心議題，提升中國與這個地區的關系。南亞地區關系復雜，我國與印度的關系很特殊，有領土爭端，也有戰略競爭。南亞有南盟組織，我們想拉近與南盟的關系，加強合作，印度很警惕，現在只是南盟的觀察員，也需要尋求新的辦法加強區域框架建設。2013年，中國與印度共同推動中印緬孟經濟走廊，通過發展這個議題，構建合作關系，這也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一個新的舉措。

中國的發展為周邊國家提供了發展利益，加上協商與合作的區域平臺，這樣，周邊關系就與以前不一樣了。在這樣的發展中，中國作為重要的參與方，可以發揮主動性，逐步成為可以在周邊發揮主導性能力的大國。這樣的發展使得我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不僅出現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而且形成了新的格局。

當然，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有這么多鄰國、有這么多遺留爭端的國家。這樣一個特點就構成了中國與鄰國的關系非常復雜，關系變數也多。由于中國是一個大國，又與一些國家存在爭端，特別是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實力提升觸動一些國家的利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新關系構造會改變原有的關系和權力結構，因此，對中國關系往往有些“近而不親”，對中國的未來有疑慮。鄰國關系是最難處的，可以相安無事，也可以有利益碰撞，本質上是割不斷的，現實中又是理還亂的關系。處理好與鄰國的關系既需要耐心，也需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