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講 價值觀和真理與價值的統一

價值是人的活動中的重要因素。人的活動不同于動物的活動。動物的活動是本能的、不自覺的，人的活動是自覺的、有目的的。人們的一切活動，其目的都是要努力爭取好的結果，避免不好的結果，以實現預期目的，滿足自己正當的需要。這就是通常說的“趨利避害”。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制定方案、政策時，不僅要看它“對不對”，還要看它“好不好”。這里所說的“利”或“好”就是價值。

哲學上講的價值就是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意義關系。在主客體的相互作用中，存在著一種主體按其需要對客體的屬性和功能進行選擇、利用和改造的關系，或者說客體以其自身的屬性和功能滿足主體需要，實現主體目的的關系。這種關系就是價值關系，即人們通常所說的意義關系。某事、某物能夠滿足主體需要，就是有意義、有價值的；不能滿足主體需要，就是沒有意義、沒有價值的。價值的大小，說到底就是客體滿足主體需要程度的大小，是客體對主體意義的大小。

在一定條件下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與否，是一種客觀存在，它不依賴于主體的主觀意識，獨立于人們對它的認識和評價，因此，價值具有客觀性。所謂“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譽者不能掩其丑”，說的就是這個道理。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對于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價值，不論我們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都不能改變它的客觀存在。原因就是這一價值形成的基礎，無論是真理標準大討論本身的存在、作用，還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和解放思想的需要，都是客觀的，它們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客觀的。

價值的客觀性并不否定、排斥價值的主體性。價值的形成、性質、特點及其變化依賴于主體的存在和創造。一個沒有人的世界也就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世界。馬克思說過，價值這個詞“實際上是表示物為人而存在”。在人類出現之前，在人的活動之外，世界不過是按照自然規律運行的自在之物，本身并無美丑、好壞、有用無用之分。只因為有了人、人的活動和人的需要，才形成了事物和人之間的價值關系，才有了自然界原本不具有的價值現象。所謂環境危機實際上是對人的危機，環境友好是對人的友好。益蟲害蟲、水利水害，莫不如此。主體及其需要是價值關系形成的根據，世界萬事萬物的價值及其等級次序是由作為主體的人按照自己需要的尺度來排列的。

價值的主體性表現為價值的個體性、多樣性和變化性。凡是價值，都是具體的，是某事物對某主體的價值。主體的需要不同，客體的價值也就不同，價值表現出主體的個體性特征。例如，對社會有價值的不一定對某一個具體的人有價值。對這個人有價值的不一定對另一個人有價值。任何一個主體自身都有著多方面的需要，客體面對主體的不同需要會有著不同價值，諸如功利價值、科學價值、道德價值和審美價值等，表現出價值的多樣性。主體的需要和能力是不斷發展和增長的，每一個需要的滿足都會產生新的需要，因此，客體的價值也會因為主體需要和能力的變化而變化。過去許多未被發現或者被視為神秘的事物及其屬性，現在被人們發現和利用了；而過去對人有用的東西，現在變得不再為人們所需要。“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遠古人手里非常實用的工具，現在卻成了歷史博物館的展品，只是作為文物剩下一種歷史的價值。人們同外部世界建立越來越多樣的價值關系，并不斷變化著它們的歷史內容。因此，我們在認識價值時，不僅要認識有無價值，還要認識在何時何種條件下對何人具有何種價值。

價值往往是通過評價被揭示和把握的。評價是人對事物價值的一種觀念性把握，是主體對客體的價值及其大小所作的判斷，因而也被稱作價值判斷。當人們說“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時，他們表達的是一種評價、一種價值判斷。人們通過評價揭示客體對主體的意義，形成和表達主體對客體的態度，諸如喜歡還是厭惡、親近還是拒斥、肯定還是否定等。

評價是人類生活的一大特征，也是實際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人們總是對進入自己活動范圍的事物評頭論足、談長論短，以確定對事物的態度和自身的行為傾向。我們的工作，無論是出主意，還是用干部；無論是訂方案、作計劃，還是辦事情，都少不了評價，離不開“權衡利弊”。正是通過評價，進行比較和選擇，由此決定做什么，怎么做，用什么人，怎么用。評價構成人們活動的必要前提，貫穿于活動始終。沒有評價，人們就不會有實際的價值追求和選擇，就不會給自己提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務。

評價是一種具有主觀性的價值判斷活動，既可能同客觀的價值關系相一致，也可能與之相背離。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常常可以看到評價中的種種偏頗，諸如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只看當前，不顧長遠；只看動機不顧效果，或者只看效果不顧動機。有人對事物好壞的判斷以偏概全，有時甚至會發生混淆和顛倒，諸如“認敵為友，認友為敵”，“把毒品當良藥，將良藥當毒品”。這種片面性的、錯誤的評價遮蔽、扭曲了客觀的價值關系，將這種評價的結果用來指導生活，就會把人的活動引向歧途；用來指導決策，就會導致嚴重的實踐后果。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片面性的、錯誤的評價，主要原因是評價標準出了問題。評價總是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的。人的評價標準有很多，但歸根到底是人的需要，也即人的利益。在現實社會中，每個人、每個階級、每個社會，無不自覺不自覺地以其自身的需要、利益來評價事物。因此如何科學地確立和正確地運用評價標準，保證評價的科學性，成了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必須面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實踐課題。

第一，合理把握評價的個體標準和社會標準。評價的標準歸根到底是主體的需要。主體有個體、群體、社會等不同形式，主體的需要也具體包括個人需要、群體需要、社會需要等不同形式。因此，當判斷某一客體有無價值時，必須明確是“對誰的價值”，“以誰的需要”為尺度。當判斷某客體對某個人的價值時，其尺度只能是某個人的需要，凡是符合這個人正當需要的就是對他有價值的。當判斷某客體對某一階級、民族的價值時，其尺度只能是這個階級、民族的需要，凡是能滿足這個階級、民族正當需要的就是對這個階級、民族有價值的。同樣道理，當判斷某客體的社會歷史的價值時，也只能以社會歷史的需要為尺度，凡是能滿足社會進步需要的就是對社會有價值的。

我們既不能只承認社會需要的尺度而否認個人需要的尺度，更不能只承認個人需要的尺度，而否認社會需要的尺度。由于個人需要不同，必然產生對同一客體的不同價值評價，這是正常的、普遍的現象。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反映的是個體追求的不同取向。“因材施教”、“對癥下藥”、“量體裁衣”等，表示的是尊重個人需要的獨特性和它作為價值標準的不可取代性。同時，價值評價不僅要判斷事物對個人的意義，更要認識事物對群體、社會的意義。人是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和發展。每一個人從其產生的那一天起，就置身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和生活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人們需要的產生、發展和滿足，都要通過社會得到實現。因此，把握客體的社會價值是價值評價的重要任務。

評價客體的社會價值的尺度不是個人的需要，也不是某個群體的需要，而是社會的需要，也就是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符合社會發展趨勢、推動社會進步的需要。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能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也就是符合社會進步需要的，就是好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提出生產力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毛澤東同志認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

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其根本需要和利益同社會進步、生產力發展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以生產力發展為尺度，實質上也就是以先進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需要和利益為尺度。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鄧小平同志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義利觀，系統地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評價標準：“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此為標準，通過實踐證明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有利于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就是好的，反之則是不好的甚至是有害的。

第二，正確處理評價的歷史標準和道德標準。作為評價標準的主體需要，不僅有個體需要、群體需要、社會需要等多種形式，而且每一種形式的主體需要還有著多方面的內容，如功利的、認知的、道德的、審美的等方面的需要。不僅如此，這些需要還可以區分為不同層次，如局部的、暫時的需要和整體的、長遠的需要；高級的需要和低級的需要等。這些不同內容、不同層次的需要，在一些情況下，往往不能同時得到滿足，在一些特殊情形中，甚至是互相沖突的。如毀林開荒、圍湖造田，由于破壞了生態平衡，雖然能夠滿足人們局部的、暫時的需要，卻損害和犧牲了人民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因此，我們應盡可能地把某一方面的需要與其他方面的需要，局部的、暫時的需要和整體的、長遠的需要，低級的需要和高級的需要等協調起來，并以此作為標準去評價事物，全面、準確地把握事物的價值。

在主體的不同需要、不同評價標準中，歷史需要和道德需要、歷史標準和道德標準特別值得分析。這是因為，對同一事物，同一社會現象，依據歷史標準和道德標準，得出的結論可能會大不相同，甚至是相互沖突的，由此帶來人們常說的所謂歷史標準和道德標準、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的某種“二律背反”現象：社會進步伴隨著所謂的道德退步。對這一現象，有人予以肯定，有人予以否定。這就產生了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應該如何看待評價中的歷史標準和道德標準的關系？

道德標準與歷史標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同時，又必須看到，道德標準本身具有相對獨立性，它既有著歷史的傳承性，也有著對現實、歷史的某種超越性和理想性。由于道德標準和歷史標準有著不同的視角和內容，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的結果必然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徑庭。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把道德標準簡單地歸結為歷史標準，也不能用歷史標準取代道德標準。恩格斯曾以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為例說明這一問題：一方面，這是社會巨大的進步，文化巨大的發展，人類文明的開始；另一方面，完成這一更替的手段和過程卻是卑鄙的、惡劣的。“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這里，道德的不合理性和歷史的合理性并存，正是“貪欲”、“情欲”、“物欲”成了社會發展的杠桿。當我們面對這種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中的矛盾時，應站在社會發展的高度上來觀察問題，把歷史評價放在第一位，堅持歷史標準優先于道德標準。

堅持歷史標準和歷史評價的優先性時，并不意味著可以忽略甚至取消道德標準和道德評價。事實上，正是道德標準、道德評價與歷史標準、歷史評價的差異甚至矛盾，說明道德評價、道德標準的相對獨立價值和不可替代性。道德評價、道德標準的關鍵是站在何種道德立場上，以何種道德標準進行道德評價。只有站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代表未來的立場上，對客觀事物和歷史現象進行道德評價，揭示其中的缺陷，才能為社會發展指明可能的方向。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既要堅持歷史標準和歷史評價的優先性，也要把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價統一起來，作出正確的道德評價。

第三，科學對待評價的動機論和效果論。人的行為是一個從動機到效果的過程。動機和效果之間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好的動機產生好的效果，但也可能好心辦成壞事；壞的動機產生壞的效果，卻亦可能有歪打正著，產生好的效果的情況。如何評價人的行為，歷史上的動機論只強調動機，效果論只強調效果，這都是片面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反對單純以動機作為價值評價的根據。動機只有通過活動才能發揮和表現出來。只有很好的動機，沒有相應的行動，動機意志就不過是一句空話。同樣的動機，由于客觀條件和主觀指導的不同，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列寧指出：“我們有些人在評價某一黨派的口號、策略和它的總方針時，經常錯誤地拿這個黨派自己提出的愿望或動機來作根據。這樣的評價實在要不得。俗話說得好，地獄是由善良的愿望鋪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反對只是以效果作為評價行為的單一根據。不講動機的效果論對許多復雜的道德現象，無法作出公正的評價，尤其是它會把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歪打正著的人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這恰恰是人們的道德感所不能容許的。

馬克思主義者是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主張聯系動機看效果，透過效果看動機，把效果與動機結合起來評價人的行為。毛澤東同志說：“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在動機與效果統一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哲學更側重于效果，強調以效果為根本。動機與效果相對比，效果更為根本。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愿望或動機是否合理的標準。還是毛澤東同志說得好：“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作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黨員干部在實際工作中必須自覺地做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