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管制下的利率和資本賬戶

我國銀行體系的現狀是在國有銀行占據壟斷地位下實行利率的行政管制。貸款利率雖然有所放松，但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存款利率仍然實行嚴格的利率管制 。長期以來，國有銀行體系都處于行政壟斷地位。我國銀行體系主要是由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等構成，它們的資產占整個銀行體系的92%以上。截至2011年底，全國法人銀行類金融機構達3800多家，其中五大國有商業銀行所占比重為47.1%、股份制商業銀行為24.4%、城市商業銀行為15.0%、農村商業銀行為10.4%、外資銀行為2.9%。不論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國有銀行都占據著絕對優勢。而美國的8000家銀行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銀行，這些小銀行針對不同的需求進行分工。過度的金融管制，使得借貸市場成為國有銀行主宰的賣方市場，只要是個銀行，就能賺錢。工行、農行、中行、建行發布的2011年度業績顯示，四大行凈利潤突破6000億元，日均賺得17.26億元，較高的凈息差則是各大銀行“日進斗金”的主要貢獻者。國有銀行過高的定價權，不僅難以實現資金的最優配置，也擠占了實體經濟的利潤空間，尤其是中小企業的利潤空間。

民間借貸所導致的危機，人們往往不假思索的歸咎于高利貸。而實際上，由于利率管制所造成的國有銀行體系在較低的存款利率基礎上所形成的較高的存貸差，才是真正的“高利貸”。利率實際上是資金的價格，在政府的利率管制下，長期執行的超低存款利率直接導致了利率無法發揮價格信號的市場作用，當正規渠道無法滿足資金的需求時，非正規金融渠道必然誕生，形成二元金融結構 。

二元金融結構下，形成了資金價格利率“雙軌制”。一方面，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低于市場均衡利率，另一方面，非正規金融的貸款利率由市場供求決定，遠遠高于壟斷市場的利率水平。當國有企業以百分之七八的成本從銀行獲得大量貸款時，眾多的中小企業卻不得不以百分之十幾甚至更高的利率通過民間借貸獲得資金。

利率的“雙軌制”，必然導致尋租行為的產生。由于民間借貸利率和銀行貸款利率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從銀行貸款然后再轉借給民間借貸可以獲得巨額利差。一些國企、上市公司等企業成為準金融機構，一方面利用其官方身份從銀行獲得廉價資金，然后轉手將資金讓渡給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中小企業，收取高額利差，變身影子銀行，不少民間高息資金的源頭其實是銀行。國有企業利用銀行貸款、上市公司通過委托貸款，變相流向民間借貸，助長了民間借貸的畸形發展。截至2011年8月31日，滬深兩市有關上市公司發布委托貸款的公告共117份，涉及64家上市公司，其中，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有35家，一共發放169.35億元，同比增長38.2%，基本都流向了支撐中國經濟基礎的中小制造企業。在委托貸款利率排前10位的上市公司中，浙江上市公司占據7家，包括香溢融通、臥龍地產、杭州解百等，共發放10.35億元貸款。不少擔保公司的資金來源也是銀行授信。百樂家電鄭珠菊一案，正是通過在民間收購銀行承兌匯票融資，從銀行貼現后，資金流入其在上海開設的擔保公司進行放貸，案發后查獲承兌匯票登記總額超過一億元。

除了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規模較大的影子銀行還有銀信合作。銀信合作的信托方式屬于直接融資，籌資人直接從融資方吸取資金，不會通過銀行系統產生存款，在銀信合作中，資金募集方以項目未來收益為抵押，由信托公司設計一款基于該項目現金流的理財產品，周期一般為一年到一年半，并委托銀行代銷。問題在于，信銀合作所籌集的資金流向，難以監測，往往投向了房地產行業或者涉足民間借貸。一方面，商業銀行通過銀信合作將資本移出表外，減少了資本要求，并規避了相應的準備金計提和資本監管要求；另一方面，通過大規模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后，商業銀行將其推向市場銷售給客戶，其利潤往往是鎖定的，風險則完全轉嫁到了客戶手中。一旦現金流出現問題，則容易導致資金鏈網絡的斷裂。比如，資金募集方房地產開放商未能如期賣出商品房回籠資金，成為爛尾項目，該理財產品的資金鏈斷裂，而銀行與信托公司在項目初期已經獲得托管和服務費，雖有借款人提供的反擔保措施等風險補償機制，但受害的往往仍是購買理財產品的普通投資者。民間借貸的資金鏈條實際上囊括了銀行、國有企業、上市公司、擔保公司、投資公司、中小企業、地下錢莊等各種機構，它們以“擊鼓傳花”的形式玩起了資金游戲，游戲的結果，則是資金鏈斷裂，慘淡收場。

目前，我國早已實現了經常項目的可兌換，而在資本賬戶開放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資本賬戶開放過程，是一個逐漸放松資本管制，允許居民與非居民持有跨境資產及從事跨境資產交易，實現貨幣自由兌換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