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

改革開放推動我國向全方位對外開放轉變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各項工作中長期存在一種“左”的偏見，盲目自信，唯我獨尊，排斥國外好的做法和經驗，使我國經濟管理、技術進步、產業發展等很多方面嚴重落后于發達國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對外開放的歷史新時期。1979年初，國務院決定設立蛇口工業區。同年7月，中央批準廣東、福建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按照市場取向進行改革探索。1984年，國務院決定大連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進一步對外開放。1985年，中央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廈漳泉三角地區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海南成為經濟特區。1990年中央推進形成了以上海浦東為龍頭的長江流域開放帶。這一階段的對外開放，引進了大量國外資金、技術和先進管理經驗，使國內商品市場豐富和繁榮起來，使市場因素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大幅上升，有力沖擊了計劃經濟的樊籬，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作出了重大貢獻。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之后，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擴大，由沿海地區迅速向內陸腹地拓展。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外開放進入一個新階段。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吸收利用外資從彌補“雙缺口”為主轉向優化資本配置、促進技術進步和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轉變，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利用外資實現新發展，規模和質量全面提升。2003—2011年，我國非金融領域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達到7164億美元，年均增長9.2%。2010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突破1000億美元，2011年達1160億美元，全球排名上升至第二位，并連續19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

改革推動了開放，開放也在倒逼改革。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例，為使國內經濟制度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中央政府部門清理各種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規19萬多件，使涉外經濟法律法規與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相一致。一些長期難以突破的頑疾在這個過程中被順利克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得到進一步完善，經濟社會迸發出更大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