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詹得雄 主持人:閆玉清
主持人:在社會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媒體格局深刻變化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需要面臨諸多挑戰。但“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善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直面問題、研究問題、 回答問題,積極推動問題的解決,就能集聚起推動發展的正能量。本期講壇邀請到了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詹得雄研究員,他就宣傳思想工作如何應對挑戰提出自己的思考,并與大家分享。
詹得雄:革命要靠兩桿子——槍桿子和筆桿子,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傳家寶。環顧國內外的形勢,雖然政治、經濟、文化、輿論手段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現實告訴我們,這兩桿子不但不能丟,還得大大加強。這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意圖,而是形勢所迫。下面,對如何用好我們的筆桿子談幾點想法,僅供參考。
1. 西方現在更加重視“軟招子”。
閱讀最近西方領導人的施政演說,大部分的篇幅都是講國內經濟,這是他們維持統治的當務之急。但是,讀到后面,他們都沒有忘了堅持在世界上推銷他們的價值觀。這樣做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在弘揚什么價值觀,而是用它做招牌來控制其他國家,從而實現他們的利益最大化。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年1月在第二任期就職演說中說:“我們將支持從亞洲到非洲、從美洲到中東的民主,因為我們的利益和良心驅使我們為那些渴望自由的人采取行動!闭堊⒁,他不忌諱把“利益”放在“良心”之前,而他們的“良心”是平時收買豢養一些“民主分子”,待機利用我們前進中的問題掀起大浪,從而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夢想。西方智囊人物總結認為,蘇聯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電波”搞垮的,對此我們千萬不要大意,不要被所謂友好的言論迷惑。當然這樣做并不妨礙我們向西方學習好的東西和進行開放。
2.目前的形勢在向有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
形勢可分實與虛兩個部分。從實的方面看,美國打了兩場勞民傷財的戰爭,現在又陷入經濟危機;歐洲還在主權債務危機中掙扎。總的來說,西方已沒有多少資本來保持自己“唯我獨尊”的霸氣,反而體衰心虛,無奈地望著中國等新興國家崛起。從虛的方面看,“民主”、“人權”、“自由”等高調在30多年前都帶有“神圣”的光環,而經濟沒搞好的非西方世界確實曾仰視了它們很長時間,甚至少數人視之為“圣典”。但是,經過了這30多年,這些光環都在褪色,人們不禁要問:西方的民主那么好,學習以后怎么會落到現在這樣的地步?經過種種“顏色革命”的一些國家和伊拉克、阿富汗為什么還亂糟糟?這些問題都在引起人們深刻反思。例如,阿聯酋前議員娜杰拉·阿瓦迪去年11月14日在《海灣新聞報》上撰文說:“在將近200年的時間里,衡量一個國家進步的標準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這種觀念!彼,可以說現在我們更有條件把宣傳思想工作推向到一個新的水平。
3.跳出西方話語霸權,構建自主話語體系。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總有人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不管你怎么改,不管你取得了什么成效,總達不到美國的標準。這就是典型的西方話語霸權,而我們有些人甘愿成為其俘虜和奴隸。中國是中國,中國為什么要變成美國呢?而且實際上也永遠不可能變成美國。中國的道路、制度、理論如果帶來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然會得到最廣大人民的由衷歡迎和擁護。林毅夫到世界銀行工作了幾年,回來后對記者說,他曾一度很想從西方取回“真經”來發展中國經濟,結果最終發現西方沒有“真經”,反而不照西方經典辦的國家和地區倒發展起來了。顯然,經濟上是這樣,政治上也是這樣。世界上最有出息的人是有主見、獨立思考、并在實踐中善于不斷總結提高的人。一個人是這樣,一個國家也是這樣,F在是中國在理論上拿出開天辟地的新經典的時候了,就看我們如何去努力做到。我們可以有意識地培養幾位真正學貫中西、理想堅定、道德高尚的學者,多讓他們參加一些國際學術活動,多出一些學術著作,以提高中國軟實力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培養的范圍要廣一些,包括體制外的人才。
4.檢驗“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標準是良政和善治。
民主變成西方祭出來壓制別人的“緊箍咒”,他們似乎永遠高高坐在審判臺上,有權判定一個國家的政權合法不合法,民主不民主。他們的標尺是西方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人一票、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凡從程序上看是這樣做的便合法,反之則不合法。他們忘了,或者故意回避一個根本問題:民主是為了什么?民主從根本上講是充分表達民意,集中起來,拿出較好的政策并付之實踐,從而達到人民滿意的效果。如果少了這一條,民主只是大家嚷嚷,爭吵不休,相互攻擊,彼此拆臺,這會給老百姓帶來什么?看看今天西方民主的三大弊病:金權政治、難以決策和社會動蕩,就知道他們一心想塞給別人的到底是什么東西?我們要在宣傳上給干部群眾講清楚,我們的民主優勢和西方的致命弱點,使大家有個清醒、公正的認識。我們也不必回避我們在民主上存在的問題和過去的教訓,與其讓別人帶著攻擊的目的講,還不如我們自己講。只要有自信,就不必遮掩瘡疤。
5.樹立正確的“言論自由”觀。
我們黨已從歷史經驗教訓中得出結論:讓人講話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就會垮臺。各國憲法上都有“言論自由”的條文,我們也應切實落實執行。現在的問題是兩個;一是怕講多了會亂;二是很多人以為“言論自由”就是我愛講什么就講什么,誰也管不著。對于第一條,在目前新的傳播條件下,已經不可能控制人講話了,唯一的辦法是如何因勢利導,以形成這樣的局面:你講我也講,你講得對,我叫好;你講得不全面,我補充;你講得不對,我講我的看法,可以討論,可以辯論。應該著意培養釋放正能量的輿論隊伍,主要是在民間,管理部門可以采用大家樂于接受的方式加以引導,比如不定期開展聯誼活動,組織研討會、讀書會等等。在時效方面,應充分“先發制人”,盡量搶在前面;但很可能有時時效上落后,我就打“真實牌”。網上真真假假信誰的?還是要看黨報黨刊。
對于第二條,要讓大家知道,言論自由不是自由無邊。即使西方國家也是有限制的。對于“言論自由”,192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宣判中明確:“言論出版自由,并不包含自由擾亂公共安全或推翻政府在內,亦不包含自由出版或講授具有顛覆政府或妨礙政府執行職務性質的議論在內,自由立憲制度的保障和維持,正是出版自由賴以存在的基礎。”這個判決說得很明白,言論自由是以國家安全為限度的。印度在憲法中也明確寫明哪些情況不在言論自由的范圍之內。我們在言論自由上就是要以國家安全為底線,對于這一點,要理直氣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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