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維權現狀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顯示，在所有的維權項目中，16~29歲的勞動者特點最為突出，多項請求的申請率都高于平均值。這個年齡段的勞動者主張權利十分積極，特別是經濟補償金/賠償金、未簽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社會保險三項的申請率，顯著高于平均值。北京義聯主任黃樂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認為：“提出這三項請求對申請人的法律知識有更高的要求，一個普通人憑樸素的社會觀念難以想到主張此類權利。與其他年齡段的情況對比來看，這三項請求的申請率是隨年齡增長而遞減的，印證了年輕一代勞動者更具有法律知識和權利意識的觀點。”

　　北京義聯在維權的過程中曾接觸到這樣一個案例。王立峰等46人是某全國知名電器銷售連鎖公司的內保人員，在公司工作多年。今年年初，公司統一使用保安公司人員替換內保人員，要求公司原有的內保人員全部轉崗到其他部門。王立峰等人因工資待遇等原因不同意轉崗，公司遂采取各種方式變相迫使他們離職，他們要求公司給予一定經濟補償，但公司未予理睬。為了盡快維護權益，王力峰等46人集體行動，在銷售門店打橫幅請愿示威，并在網絡上發布微博、視頻，營造社會輿論，最后成功維護了自己的合法權益，公司按照工齡給予了經濟補償，總額達120余萬元。

　　“通過與農民工的接觸可以感受到，年紀較長的農民工對自己的農民身份更有認同感，反映到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上就更趨于保守、謹慎和安于現狀。對于不滿30歲的農民工，無論是從外在表現上還是從自我認知上，他們身上的農民色彩都要淡得多。他們在維權過程中表現更為積極、活躍和樂觀，有更強的平等意識。”黃樂平認為，對于融入城市生活，他們有更強的渴望。正因為如此，當現實對于這種融合報以否定和排斥時，當不能感受到平等的待遇時，他們的反應更加激烈，不管是積極的方式還是消極的方式。與長輩們相比，他們維權的動機，除了經濟壓力，更多地摻入了主張權利的因素。（記者 桂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