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題政府轉型與改革

　　十八大報告對行政體制改革提出了重要要求。從現實看，改革紅利的釋放關鍵取決于政府轉型與改革能否有實質性突破。尤其重要的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需要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在經濟生活領域堅持市場主導下有效發揮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有限發揮市場的作用;社會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需要改變“大政府、小社會”局面，建立有活力的“大社會”，逐步走向社會公共治理。

　　第一，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在我國經濟起飛階段，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把社會資源有效集中在投資建設上，在推動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問題在于，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以追求GDP增長速度為首要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重要途徑、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業項目為突出特點、以資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預為主要手段，在帶來投資增長過快、投資-消費失衡、資源環境矛盾突出等問題的同時，還造成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服務的缺位。這就需要：

　　改變政府理念。是以公共服務為中心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改變政府理念的首要問題。在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的條件下，經濟建設的主體是企業、是社會，政府的主要職能是要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為企業、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提供重要保障。長期把“經濟建設為中心”絕對化、片面化，以及由此形成的以追求速度為突出特點的“增長主義”政府傾向，到了需要真正改變的時候了。

　　推進結構性改革。實踐證明，把以改變“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改革的重點和關鍵，才能實現財稅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干部選拔機制改革以及其他政治體制改革的破題。例如：只有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建立公共財政制度，才能強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只有改變地方政府的“增長主義”傾向，才能建立起以公共服務為中心的有效激勵約束機制。

　　改變政府自身利益傾向。與“增長主義”政府傾向直接相聯系的問題是現存的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如果不解決“增長主義”政府傾向，要使各級政府堅守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定位，使其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和諧社會建設中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是比較困難的。

　　第二，以“放權、分權、限權”為重點優化行政權力結構。這些年我們一再強調政府職能轉變，為什么成效不大?一個關鍵問題在于行政權力結構沒有破題。如發展和改革部門，既負責國家宏觀政策的職能、中長期發展規劃的重要職責，又具體負責重大項目的審批和價格的監管。在現實背景下，事實上不能不把很大精力放在具體項目的審批上，職能轉變很困難。權力結構不調整，職能轉變就難以到位。怎么調?十八大強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前提是“三權”制約。我把行政權力結構調整概括為六個字：“放權、分權、限權”。

　　以增強市場和社會活力為目標實現政府放權。政府要向市場放權、向社會放權，在更大程度和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激發社會活力的基礎上創新社會管理，由此實質性推進政府職能轉變。

　　以權力有效制約和協調為目標實現政府分權。在改變經濟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系、建立中央地方公共職責分工體制的同時，通過對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協調，建立行政范圍內的分權體制。

　　以權力運行公開透明為目標實現政府限權。實現權力運行的公開化、規范化，有效約束政府自身利益。

　　第三，盡快形成行政體制改革的行動計劃。

　　通過2～3年左右的時間推動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實現壟斷行業改革、資源要素價格改革的新突破，推動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

　　與加快社會體制改革有機結合。通過3～5年的努力，把部分政府職能交給社會組織和社區自治組織，實現創新社會管理的新突破。

　　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目標相結合。未來2～3年左右，以營業稅轉增值稅改革為起點，初步形成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財稅關系，再通過幾年的努力，建立規范的中央地方公共服務分工體制。

　　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相結合。通過3年左右的時間，全面推行政務公開、財政預算公開、官員財產公開、司法公開，并以行政范圍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為重點深化大部門制改革。(遲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