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十三五”的中國服務業：前景展望與戰略思路

現代服務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產業體系的重要內容，發達的服務業是推進結構轉型升級，為經濟中高速增長提供重要的動力和支撐，也是我們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保障。

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建議稿》對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問題非常重視，第一次提出了開展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行動，還提出要放寬市場準入，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推動生產型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生活型服務業性精細和高品質轉變，推動制造業由生產型向生產服務型轉變，這些意見為我們國家“十三五”時期加快服務業轉型發展，開創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格局指明了方向和思路，是“十三五”時期我們國家發展現代服務業的行動綱領和指南。

對“十二五”時期服務業發展的基本格局做一個概括。

第一個判斷，我們國家的服務業已經占據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

2011--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期，2012年對服務業來講是一個重要的拐點，就在這一年服務業在GDP的占比第一次超過了二產，之后服務業在GDP的份額不斷提升，甚至有些年份還加速提升，跟二產的差距越拉越大。比如到了2015年服務業的占比達到了50.5%，名副其實的半壁江山。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二產和GDP的增長速度，比如2015年二產的增加值是27.4萬億人民幣，增速只有6.0%，三產的增加值34.2萬億元，增速達到了8.3%，國內生產總值是67.67萬億元，增速是6.9%。從這一組數據的對比來看，服務業的增速是最快的。

服務業在國民經濟比重的提升速度也非常快，在“十一五”期間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提高只有將近4個百分點，但是在“十二五”期間提高了6.2個百分點，從2011年的44.3%提高到2015年的50.5%，可見服務業基本上可以概括為一個加速上升的態勢。

二產，也就是我們習慣講的工業，在整個GDP的占比下降了將近6個百分點，從2011年的46.1%，下降到2015年的40.5%。農業基本穩定，從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9.0%，變化不大。

第二個判斷，勞動就業更能精確的、客觀的反映服務業發展的地位和在國民經濟的格局。

因為服務業增加值有一個價格的換算問題，有時候比較起來比較困難，但勞動就業一個實實在在的數據，用它來反映服務業在國民經濟的地位用得更多。從吸納勞動就業的能力來講，服務業已經是第一大勞動就業的部門。比如在2011年的時候，服務業的勞動就業還是略高于當首的農業，一個是35.7%，一個是34.8%，但這之后，服務業的勞動就業占比不斷的提升，比如到了2015年就上升到42%左右，

我們都知道在整個“十二五”時期，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移的趨勢，經濟增長是勞動就業最重要的依托。但為什么在經濟增長下行的大背景下，我們在“十二五”期間勞動就業依然解決的比較好，城鎮登記失業率反而不斷的下降，勞動就業率沒有遇到特別大的困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勞動就業的結構發生了變化，過去依托農業和工業為主，現在依托服務業為主，服務業的就業彈性系數高，服務業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解決的勞動結業人數要比工業多100萬。所以服務業這幾年增長快，解決勞動就業的能力自然也就強，所以這是在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背景下勞動就業依然能夠較好的解決一個根本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業是最大的民生，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促增長也好，保民生也好，發展服務業、解決勞動就業是重中之重。

第三個判斷，固定資產投資。

過去有一個習慣性的偏見，覺得服務業是輕資產，在固定資產投資當中，它應該份額比較小，作用不大，但是我們只要回過頭來看看統計局各年度的統計公報和統計年鑒你就會發現，在十年前左右，中國的服務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已經超過了二產，增長的速度也快于二產和全社會固定資產平均的增長速度。比如2011到2015年期間，服務業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入的年均增長速度是17.6%，比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高0.5個百分點，比工業高1.6個百分點，而且兩者的差距越來越大，反映了我們國家固定資產投資偏好也有向服務業傾斜的趨勢。

舉一組數據，2011年，一產、二產、三產，固定資產投資的權重是2.81%、42.53%和54.66%，到了2015年這個權重分別為3.61%、40.67%、55.72%，三產在整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權重上升了1.1個百分點。

第四個判斷，利用外資來判斷服務業在對外開放中的凸現地位。

2014年對我們國家利用外資來講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我們國家實際外商投資的規模超越了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FDI，也就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國。2015年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相對緩慢下來，同比增增長6.4%，規模是1263億美元，再創新高。我們不僅僅要看到利用外資的速度和規模的變化，更要看到利用外資的結構性變化。這個結構性變化標志性的年份是2011年，服務業利用外資首次超過了二產。

我們可以從這組表看出來，2011年實際利用外資的規模是1160億美元，制造業521億美元，服務業582.51美元，它們的占比分別為44.9%、50.2%，這是服務業利用外資首次超過二產，之后兩者的差距越拉越大。比如制造業利用外資的權重分別下降為43.70%、38.70%、33.40%、31.40%，這是2012--2015年。2012--2015年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權重急速的提高，比如從51.2%到52.3%，再到55.4%，再到去年底的61.1%。可以講，服務業利用外資已經成為當前對外開放的最大亮點，換句話說，也是外國資本或者境外資本進入中國市場最大的偏好。

大家都知道，從過去八九十年代，外資進入中國主要是中低端的制造業，后來有部分的較高端的制造業，隨著國內商務成本，包括勞動力、土地在不斷的提升，原來進入中國制造業領域的境外資本部分的回流到發達國家，但更多的轉移到一些發展中的國家，比如南美、東南亞、印度等等，但是，境外資本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特別看好，所以權重現在都到了62%左右，這很顯然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一點。

除了境外資本對服務業市場的看好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隨著信息技術的發達，以及隨著中國自貿區的設立和范圍的擴大，自貿區里面利用的境外資本主要以服務業為主，客觀上為服務業進入中國適當創造了一個新的環境和條件。

第五個判斷，用服務貿易來判斷另外一個對外開放的表現。

2011年以來，我們國家服務貿易是快速發展，在整個對外貿易的比重持續的攀升，規模也在不斷的擴大，增速也比較快。比如2011、2012、2013、2014、2015，服務貿易占全部對外貿易的比重分別是4.3%、4.8%、11.5%、12.3%、15.4%，每一年基本上提高1個百分點。

規模也持續的攀升，比如2010年不到4000億美元，大概3700億美元，服務業的進出口，但到了2015年，服務業的進出口，或者說服務貿易的總規模就達到了7130億美元，這五年期間的平均增長速度超過了10%，比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要稍快一點。更可喜的是結構性的變化，我們服務業不管引進來還是走出去，過去都覺得是旅游、運輸、對外勞務工程承包，這樣價值鏈低端的領域和環節，但在今天，我們服務貿易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都出現了知識密集度含量比較高，資本和技術雙密集，資源消耗少，這樣的特點。這樣的結構優化，極大的促進了服務貿易升級，改善了我們國家的貿易結構，轉變了粗放型的貿易方式，所以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特別是通過服務貿易，比如高技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版權交易，這些高技的服務業的元素不斷的切入到制造、生產環節當中，也帶動了生產和制造業的升級，攀升全球價值鏈的高端。

第六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在“十二五”期間就是“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的滲透與運用在不斷的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催生出許許多多的新業態、新模式、新領域。

比如2015年，在“互聯網+”的推動下，服務業的規模、結構、質量和效益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2015年是30萬億，扣除價格因素比上一年增長了10.6%，但是零售的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就是網上零售，增長非常迅猛。比如網上零售達到了38773億元，增長速度33.3%，比我們全社會的消費品零售總額10.6%的增速大得多，所以這股力量的崛起是值得關注的。

不僅在生活型服務業通過“互聯網+”改變了我們的商業業態，更重要的是對我們生產的影響，對生產型服務業的影響更加值得關注。比如阿里云打造的公共開放的云計算服務平臺，為企業、政府和其他的用戶提供了高性能、低成本、安全穩定的服務。互聯網與服務業各領域的融合，促進了服務業的社會化分工重組，比如催生出網絡購物、網絡游戲、在線租車等大批新興行業和新型業態。我們的娛樂業、金融業、交通業、旅游業、醫療衛生業、教育行業都被“互聯網+”以后，無論是生產效率，還是生活效率，還是生活和和生產的便利度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所以我們要關注“互聯網+”定法新服務、新業態、新模式、新領域。

這個報告的最核心的問題，就是“十三五”時期我們國家服務業發展的前景展望。

我做了如下的幾個判斷，這些判斷在我們的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和基于“十二五”時期，甚至更長的時間序列推算出來的。

第一個判斷，服務業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

我們做了一個預測，2016年GDP可能會達到73萬億人民幣。在73萬億人民幣當中很有可能出現的是這樣的一個結構，8.0%、40.5%、51.5%，也就是一、二、三產在整個73萬億里面的權重。到2017年，GDP總量可能會突破78.8萬億元人民幣，一、二、三支產業的權重有可能是7.4%、39.6%、53.0%。2018年GDP可能達到84.6萬億，三支產業的權重可能是6.9%、38.3%、54.8%。2019年GDP的規模可能會達到90.7萬億，三支產業的權重有可能是6.5%、36.8%、56.7%。到2020年，也就是“十三五”末，GDP的總規模有可能突破96萬億，三支產業的權重有可能是6.1%、35.51%、58.8%，服務業可能提高8.3個百分點，跟“十二五”末比起來，二產有可能下降4.4個百分點，從40.5%下降到35.51%，農業下降到6.1%的權重。

可以想象，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再翻一番的目標，權威部門做過測算，在“十三五”期間年均增長速度大約保持在6.6%左右才能完成這樣的目標，大家知道，農業不可能實現6.6%的年均增長速度，工業去年年均增長速度是6%，GDP達到6.6%，在一二產很難達到6.6%的情況下，必然要有一個高于，甚至較多的高于6.6的增長速度，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服務業，特別是以知識密集度為特色的現代服務業成為我們未來再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非常重要的支撐。

第二個判斷，服務業完全將成為我們勞動就業的主渠道。

我們做了這樣的預測，2016年全社會就業人數大概是7.7億，在7.7億總就業人數當中，三產的勞動就業有可能突破3.36億。2017年就業人數可能達到7.83億，三產的勞動就業人數可能會達到3.47億。2018年勞動就業的人數有可能達到7.87億，三產有可能接近3.6億勞動再就業。2019年勞動就業的總人數會突破8億，三產有可能達到3.72億。2020年“十三五”末，勞動就業的人數可能達到8.1億，三產的勞動就業可能達到3.85億。

我們把它換算成權重，從2016—2020年，三產勞動就業的權重，2016年可能是26.91%，29.40%，43.69%。到了2020年，勞動就業的權重分別可能是23.65%、28.46%和47.70%，這是我們從帳面上算。

但考慮到服務業的勞動就業帶有一定的隱蔽性，往往被低估了，比如在農村的，很多做農村電商，農產品流通，做鄉村旅游，做農家樂，我們很有可能把它統計在勞動就業當中的農村勞動就業，算一產的勞動就業。但實際上，他作為一產的勞動者但是在從事三產性質的工作。我們假設對半開，把這部分50%當做是成為三產的勞動者，我們今天的服務業勞動就業就已經不是定格在我們預測的42.16%，應該是50%左右。所以勞動就業實際上這個指標也已經是半壁江山。如果把隱性就業的因素考慮進，到2020年，我們的勞動就業在三產當中的比重有可能突破57%。

第三個預測，是固定資產。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服務業將成為我們固定資產投資的主戰場。

2016--2020年，我們做了一個估算，我們還是以權重來表達一、二、三產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基本情況。2016年權重是4.03%、40.58%、55.39%。從2017--2020年，服務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基本上在55%到54.19%之間徘徊，也就是勞動就業相對GDP的份額，固定資產投資在一、二、三產是比較穩定的常態化相對固定的一組數據。

第四個判斷，服務業一定是對外快放的主方向。

我們用一組表來反映2016--2020年中國服務貿易的出口、進口、進出口，及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各變量的預測值，以及1983--2015年各變量的實際值。我們預測的結果是這樣的。

2016年中國的服務貿易總規模有可能突破7500億美元，2020年有可能突破1.1萬億美元。在“十三五”期間的年均增長速度大概是11%，這是關于服務貿易。

接下來我們對比一下1983年-2015年實際的年均增速達到了17.65%。很顯然，盡管我們服務貿易一直保持中高速的增長，但是在整個全球經濟相對萎縮的大背景下，我們的服務貿易增長速度在“十三五”期間也很有可能緩慢的降下來，比如從我剛才講的17.65%降到11.02%。

再接下來看利用外資，利用外資2016年我們預測的結果是737億美元，到2020年預測的數字是872億美元，這個增長速度比較慢，在這五年期間平均增速只有4.56%，比1982--2015年實際發生的年均FDI，也就是服務業利用外資的增長速度那時候達到10.68%，很顯然下了一個較大的臺階。

現在國際資本的流動應該說從全世界來看都進入了緩慢增長期，所以中國也不例外，所以在這個大背景下，服務業利用外資的權重肯定會不斷的提高，但是它的增長速度會有一定幅度，甚至較大幅度的下降，也是可以預見得到的

關于一、二、三產實際利用外資的權重預測，我們做了一下換算。服務業利用外資2016年可能會突破66.5%，到2020年可能會突破68.6%，在利用外資的領域，服務經濟時代的判斷，完全是立得住腳的。

接下來，要做一個基本的判斷，中國到底處在一個什么樣的階段，我們從經濟結構和經濟形態角度來分析。

首先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判斷非常艱難的，道理很簡單，中國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發展階段差異都比較大。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可以講進入了或者接近了后工業社會，但貴州、云南可能還在工業化中前期，甚至局部地區還在農業經濟時代。所以做一個簡單的、直白的判斷，我覺得有點難度，我們只能做出一個大概的、平均的、概括性的預判。我們的預判是這樣的，根據對服務經濟時代的劃分，也就是兩個50%，服務增加值占GDP 50%，服務業勞動就業占全部勞動就業的50%，中國應該是非常臨近、接近服務經濟時代。我個人的判斷，中國正處在邁向服務經濟時代的窗口期，或者是臨門一腳，國民經濟服務化的格局、步伐離我們是越來越臨近了。

推進我國服務業發展的戰略思維。從五個方面來做一個介紹。

第一，要激勵服務創新。服務創新實際上就包括兩個方內容。

1、制度創新，包括人才的創新，金融政策的創新，土地使用制度的創新，都非常重要。服務業一個高成長型，也是一個高風險性的領域，創新有成功者，但更多的是失敗者，所以對服務企業的創新，我們要有一種包容、失敗的心態，要有一種容忍它草根成長的心態。

2、技術創新，我們過去是講“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怎樣來引領我們的新服務、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我覺得未來除了“互聯網+”以外，更要重視“人工智能+”對我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對服務業的各個領域這種影響和滲透，我們要密切關注由技術進步、商業模式引發的新經濟對我們生產和生活的影響。

第二，要推動跨界融合。

大家都知道，在當今世界，產業之間的邊界、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了。現在很多發達國家都提出了要大力發展六支產業，什么是六支產業。就是我們理解的“1+2+3=6”，也就是一二三產業聯動、融合、發展，來創造出許多新領域、新業態的新經濟形勢。跨界融合兩個方面是特別值得關注的。

1、“1+3”，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如何在農村的土壤上做好三產這片大文章，如何來培育好農業產業化服務體系，對我們這樣的農業大國提高農業集約化、安全性和生產率是非常重要的。農業現代化它功夫在詩外，不是簡單的做種植業，更重要的是在種植業的兩端，產前、產后發力，這兩端基本上都屬于農業產業化服務體系的內容，所以我們要特別予以關注。

2、“2+3”，就是要推動工業和服務業的深度融合，特別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黏合。核心問題又是兩個：一是推動制造服務化，二是推動服務型制造。

第三，要引導空間集聚。

過去我們發展工業有一條很重要的經驗，就是做工業園區，高新技術產業園區，來培育某一個服務業集聚區，或者培育經濟集聚區，培育經濟增長極，帶來了中國二三十年的較高速的增長。這個經驗對于服務業的跨越發展同樣也是值得借鑒的。服務業的發展有集聚的要求，也有依托社區和居民便利網格化布局的要求。但就生產性服務業而言，走集聚化園區發展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選擇。當然我們也吸取過去辦工業園區的教訓，這個最主要的教訓，就是不要做政府主導的拿攬配，人為的遷強附會的去搞園區，更應該較多的發揮市場自主自發的力量，只要彼此之間互相關聯，有共同的利益訴求，能夠互相補充，取長補短，市場的力量會把各服務要素資源相對集聚在某一個特定的空間，這種現象已經發生了許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政府的責任不是拿攬配，而是打平臺、優環境、聚人才。比如在這樣的園區，我做一些包括研發設計、試驗驗證等公共技術支撐平臺，做一些咨詢、評估、交易、成果轉化、資產托管、投融資等運營性服務平臺，做一些集交易、物流、支付于一體的綜合電子商務服務平臺，以降低制造業集群的交易成本和優化投資環境。

第四，培育市場主體。

要實現服務業跨越發展，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加科學、更有利的宏觀調控作用都非常重要，但歸根到底服務業的發展只靠一個強大的、健全的、充滿著生機和活力的市場主體去運行、去實現，而不是重復走過去依靠政府投資，政府輸血的模式來發展服務業，對于局部地區、局部企業也許是有用的、可行的，但對于整個地區，整個國家來講，你完全依靠政府輸血、政府投資的方式，把服務業帶起來、強起來，充滿著競爭力和活力，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把市場主體的培育要放到重中之重。

要培育市場主體，我覺得應該要推動優勢服務企業的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并重組，要打造跨界融合的產業集團和產業聯盟，培育若干有特點、有品牌、有控制力的服務業龍頭企業和企業集團。

第五，堅持雙向開放。

開放不是在政策上的優惠，而是要在體制上的重構與創新，政策上的優惠可能解決局部短期的問題，但只有體制機制的創新才能解決中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所以服務業開放的問題，首先要回答的是我們要構建起一個什么樣的開放體制，我覺得打破管制，打破壟斷，推動服務和貿易的便利化，實現互聯互通，這是最基礎性的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創新。

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就是在對外開放當中的管理模式，最好是使用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模式，比如在金融、教育、文化、醫療、體育這些領域的對外開放，我們完全可以實現準入前的國民待遇以及加負面清單，基本上能把它管住管好。

要同等的對待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我們現在對對內開放很重視，但是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彼此的封鎖，彼此的要素流動，有這樣和那樣的障礙現象依然很嚴重，所以如何實現在一個國家不同的地區、不同的行政區劃之間要素自由暢通無阻的流動，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制度安排，也是非常緊迫的一個制度創新，這一點也應該給予特別的關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