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社評論部
“在亞歷山大勝利的根源里,人們總能找到亞里士多德。”對于發展起來的中國來說,改革意味著什么,又產生了什么改革新命題?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黨全社會都在期待黨中央的改革擘畫,期待與時俱進的改革認識論、方法論。如何繼續推進改革,不僅是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場關乎中國未來的重大工程,還是一場對執政能力的直接檢驗。
“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就沒有中國的明天”“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2012年12月7日至11日,黨的十八大閉幕不到一個月,習近平總書記就來到改革開放前沿廣東調研;從廣東返回不久,2012年12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主題就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歷史經驗和現實需要的高度出發,一開始就把全面深化改革擺在了重要位置,選擇用全面深化改革來突破新的歷史隘口,正是希望為破浪前行的中國航船,尋找一片更為開闊的水域;為風云變幻的世界版圖,構筑一塊更為堅實的地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論述,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觀”,深刻回答了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樣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特別是站在時代高度,對改革進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理論思考,啟動了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深刻剖析了我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闡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和未來方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愿景、新目標,合理布局了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制、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匯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論斷、新舉措,形成了改革理論和政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成為我們黨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學指南和行動綱領。
正如論者所言,中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有其自身的歷史邏輯和發展邏輯,而具有重要意義的節點是4次三中全會形成的決議或決定。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改革開放的正式發動。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局。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改革開放進入了制度創新時代。按照這一改革發展邏輯和制度變遷邏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階段。
新階段的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認清改革的“地位”。“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改革開放是黨在新時代條件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這“四個是”充分表明我們黨對于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發展的戰略意義的深刻認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依據。
新階段的全面深化改革,關鍵是把握改革的“全面”。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了由淺入深、由局部到全面、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發生了階段性、累積性、歷史性的變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統籌推進各領域改革,就需要有管總的目標,也要回答推進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樣的整體結果這個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這項工程極為宏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集成。”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性特征,體現了我們黨對改革認識的深化和系統化。
新階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把握改革的“導向”。一位哲人說過,如果從肯定開始,必將以問題告終;如果從問題開始,必將以肯定結束。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今天全面推進改革,必須要求有這種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
可以說,黨的十八大以來,“改革”這個耳熟能詳的詞匯,被提到了更高層面、賦予了更多內涵、注入了更大動能。在“全面深化改革”戰略的指引下,久推難動的公車改革,全面啟動;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打破堅冰;大量行政審批事項,下放或取消……一些多年未有進展的改革強勢推進,一些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被逐步突破,越來越多的人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抓鐵有痕、踏石留印”,什么叫“行動最有說服力”,什么叫“為了人民的改革”。改革,化身為醒目的執政標簽,凝聚成最大的時代共識,寄托著萬眾的幸福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