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才:“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面臨新的外部環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復蘇一波三折，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深刻變化。目前，美國經濟復蘇趨勢強勁，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已成事實，正在醞釀完全退出QE和加息，恢復利率正常化。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困難時刻已經過去，正在進行結構性改革和加快經濟一體化進程。日本安倍經濟學短期內取得了初步效果，能否持續推動日本經濟穩定復蘇還有待觀察。概括地講，當前世界經濟出現了明顯分化，發達經濟體向好，新興經濟體參差不齊，全球經濟治理向美元主導的舊體制回歸，“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近期里，中國經濟面臨的外部環境呈現以下五個特點。

　　第一，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明顯，新興經濟體出現分化。今年7月，中國外部經濟綜合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52.0，高于6月，連續14個月位于榮枯線上方。從環比看，美國強勁上揚，歐元區持平，日本小幅回落，英國保持在高點，總體上發達經濟體復蘇態勢穩固。印度政局穩定，經濟向好；俄羅斯PMI回升至51，但烏克蘭局勢存在變數；二季度巴西經濟增長同比下降0.9%，環比下降0.6%，投資和消費動力不足；南非出口疲弱，7月PMI繼續下探至41.9；總體上新興經濟體略有好轉，但出現了分化，且有較大不確定性。國際資本回流發達經濟體，國際金融風險因素增加，特別是受美聯儲貨幣政策影響，國際資本流動對新興經濟體負面溢出影響加大。在過去一年多時間里，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出現貨幣貶值，金融市場急劇動蕩，例如印尼、阿根廷、土耳其等，先后出現資本外逃、貨幣貶值、股市動蕩等情況。

　　第二，全球金融治理向美元主導的舊體制回歸。2010年以來，受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的影響，有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投票權改革方案一拖再拖，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IMF的發言權、份額改革方案沒法落實。不難預見，2015年IMF對特別提款權（SDR）籃子貨幣評估時，人民幣將繼續被排除在SDR籃子之外。2013年10月底，美聯儲、歐洲央行、瑞士央行、英格蘭銀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達成長期性多邊貨幣互換協議，聯手重新構造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美國貨幣政策調整，國際資本回流發達經濟體，導致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出現大幅波動，這種震蕩促使全球經濟更加依賴美元，鞏固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從目前情況來看，國際貨幣體系又回到了美元主導的舊體制，新興經濟體期待的多元化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嚴重受阻。

　　第三，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取得了一定進展。2013年3月，在南非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五次會議提出了建立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金磚國家外匯儲備庫等三個新的平臺，無疑是對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銀行（WBG）和IMF老的三個平臺的有益補充。2014年7月，金磚國家五個領導人在巴西達成協議，平等出資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并將其總部設在上海，標志著金磚國家金融合作開始進入到了實質層面，但其運作效率有待觀察，短期內可能還難以對舊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造成較大影響。

　　第四，亞洲金融穩定機制存在內在缺陷。雖然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三國成立了清邁倡議多邊化的外匯穩定基金，目前規模已達到了2400億美元，但由于該基金不是放在一個現實的資金池里，而僅僅是一個承諾，即是說，一旦“10+3”成員國里面出現金融危機，各國央行將按照事先約定的出資比例出錢予以救助。該機制不是很靈活，當出現金融危機苗頭的時候，將難以做出快速反應，更難做到“先發制人”“不戰而屈人之兵”，因而不能預防金融危機發生和阻止危機蔓延。與此同時，中日韓之間，尤其是中日之間的緊密合作也是令人擔憂的。

　　第五，WTO多邊框架下的自由貿易談判取得了初步進展，但總體上取得實質性進展難度很大。相比之下，區域性FTA談判進展很快。例如，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投資與貿易伙伴關系協定（TTIP），即“兩洋戰略”，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在金融危機陰霾逐漸散去，全球經濟特別是發達經濟體日子越來越好過的情況下，美國試圖重新構造一個有利于維護發達國家利益的新的國際游戲規則體系。但中國似乎是邊緣化的，沒有吸收中國參加TPP談判。而由東盟國家牽頭的地區全面經濟伙伴關系談判（RCEP），由于標準和層次不高，加之東盟牽頭是“小馬拉大車”，推動起來非常艱難，特別是中日韓FTA談判矛盾重重，給亞洲未來經濟發展增添了不確定性。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有五大特征表現

　　首先，潛在經濟增速下降，呈現中高速增長趨勢。2001至201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分享了經濟全球化紅利，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10.4%。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經濟環境劇烈變動，中國GDP增長從2007年第四季度的14.2%快速下降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6%，隨后因大規模刺激政策回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之后開始下降，2012年全年GDP增長7.7%，2013年為7.7%，2014年上半年為7.4%。2012年一季度以來，中國GDP增速一直保持在“七上八下”的水平，進入一個較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區間。經濟增速“換擋”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社會漸行漸近、能源資源貧乏、生態環境脆弱，難以承載過去“舊常態”下的那種經濟高速粗放增長。

　　其次，經濟結構悄然發生變化。舊常態下依靠投資、出口驅動的經濟模式已不可持續，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特別是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今年7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17%，較1至6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其中，受制于制造業嚴重產能過剩，6月份一度回升的制造業投資增速在7月份又下降2.6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由1至6月份的14.1%回落到7月份的13.7%，呈現連續7個月逐月下滑趨勢。房地產進入下行周期，相關服務業和消費也受到負面影響。在固定資產投資中，制造業投資和房地產投資下降，基礎設施投資受制于地方政府負債擴張能力，增長空間有限。外需方面，未來全球外貿保持在3%左右增長將是常態，中國期望取得7%以上的外貿增速難度很大。中國自身要素成本上升較快、人民幣累積升值過多和產業轉型升級緩慢，也制約了外貿競爭力提升。因此，迫切需要從消費等方面尋找突破口。近年來，中國經濟結構也出現了一些積極變化。2013年第三產業對GDP增長貢獻首次超過第二產業貢獻，達到46.1%；并且出現了GDP增速下降，新增就業崗位反而上升的情況。

　　第三，存在產能過剩、影子銀行、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和外部風險沖擊等潛在風險。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要“三管齊下”。一是培育市場機制，淘汰部分落后產能；二是加快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新型農村城鎮化，通過增加內需消化部分過剩產能；三是支持企業“走出去”，向外轉移部分產能。特別是破除地方本位主義，避免產業結構雷同，減少重復建設。關于影子銀行風險，剛性兌付其實并無法律依據，是一個偽命題。要培育投資人風險意識，釋放局部性風險，同時加強監管和疏導。影子銀行本身是一個中性概念，不能“把臟水和孩子一起倒掉”，要充分肯定影子銀行對實體經濟的服務作用。房地產泡沫是過去長期“透支”的結果，由于房地產產業發展輻射范圍大，處理起來要格外慎重。目前各地紛紛放松“限購限貸”政策，是理性選擇，要盡快出臺對首套住房貸款優惠政策，防止房地產市場慣性下滑。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要通過增強預算約束、拓寬融資渠道和加快財稅體制改革來解決。外部金融風險沖擊也不容忽視，在加快資本賬戶開放的同時，要盡快推出金融交易稅，維護國內金融穩定。

　　第四，各項改革穩步推進。改革貴在落實，目前應重點突破改革“疲勞癥”和“中部梗阻”問題，推進國家治理機制現代化和法制化。實現國家治理機制現代化任務之一就是轉變政府職能和改革行政體制，要理順中央和地方財稅關系，給地方政府穩定財源。改革千頭萬緒，重點是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其中轉變政府職能更重要。政府部門給自己做手術不會容易，包括大部制改革、國企改革和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改革，都需要大膽探索。市場培育不起來，內生動力、內在活力激發不出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難以建立。反腐工作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但不能像割韭菜一樣，割過一茬，后面又長出一茬，因此要建立機制。加快推進自貿區談判，堪稱中國第二次“入世”。僅在上海搞一個自貿區試點是不夠的，要及時總結經驗，擴大試點范圍，創造條件主動與國際FTA高標準靠攏。全球經濟中心正在向亞太地區、尤其是向東北亞地區轉移，中日韓關系如果處理不好，一定會制約中國經濟發展。要加大對外開放，通過加大開放來促進內部改革。

　　第五，宏觀調控方式創新。今年以來，中國宏觀調控方式出現了一些創新之舉，如央行定向降準、定向降息，對小微企業進行扶持、支持服務業發展等。但是宏觀政策也不宜過度“微觀化”。在目前市場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政府進行定向調控是必要的，但是對某些領域給予過多的政策傾斜，也不利于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場體系。未來宏觀調控政策重心應放在建立高效的政策傳導機制和培育市場機制上，最終建立一個“政府調控市場，市場調控企業和居民”的間接調控機制。從短期看，經濟下行壓力很大，應繼續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突出宏觀政策的前瞻性、針對性和靈活性，要維護宏觀經濟相對平穩運行，避免7月份貨幣信貸急劇萎縮的情況再次出現。在穩增長前提下，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和擴開放”之間的關系。

　　中國經濟發展要依靠五大動力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新指標。按照目前的GDP規模，未來幾年中國只需保持平均7.2%的增速，可以實現這兩個“翻一番”的目標。概括起來，支持中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仍然存在五大動力。

　　第一是新型城鎮化，以及與此相關的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未來六、七年，中國新型城鎮化要解決“三個一億人口”的問題。通過將農民變成市民，拉動基礎設施的投資，提升消費能力，增加就業機會，因此可以提振消費。哥倫比亞大學斯蒂格里茨教授曾經講過，如果把中國城鎮化的機遇和發達國家技術、資本相結合，就可以推動世界經濟發展。這個機遇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中國愿意與其他國家分享這一機會。

　　第二是改革創新的紅利。過去市場機制不健全，存在政府錯位、缺位。市場分割，特別是地方保護主義甚囂塵上，各地方出于本位主義考慮，都在搞各自的發展規劃，導致重復建設，缺乏差異化競爭，沒有找準自身產業定位和戰略定位，這種低層次重復競爭導致資源浪費和產能過剩，束縛了生產力，尤其是微觀主體的活力、創造性也受到了極大抑制，通過改革來釋放紅利，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紅利。

　　第三是技術創新的紅利。中國在很多方面，特別是在制造業、傳統農業方面，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還相當大，通過學習、模仿，并通過自主創新，把先進技術應用于傳統行業，就會有很大經濟發展提升空間。比如，在精細化工領域，中國從韓國、日本等國進口，有將近1000億美元的逆差；在高端制造業和能源進口領域，每年也要花掉將近1000億美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者發展可再生能源，通過進口替代，可以對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

　　第四是人才紅利。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人才紅利及時跟進。中國是人口大國，高素質人才很多，人才浪費十分嚴重。應該創新相關政策，充分發揮國際化人才作用，吸引海外華人歸國，參與國內經濟建設。

　　第五是經濟全球化的紅利。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的比較優勢，如低成本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推動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未來中國將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伴隨中產階級崛起，中國將形成一個巨大消費市場。中國企業“走出去”，特別是人民幣國際化將產生新的紅利。現在美元地位進一步加強，必須將人民幣和美元綁定，這對雙方都有好處。人民幣國際化對美國是好事，有利于鞏固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要讓美國明白這個道理。在未來20年內，人民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要努力實現和中國經濟、外貿、投資在世界經濟中比重相適應的地位，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美元、歐元、人民幣，加上英鎊、日元等貨幣共同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格局，這一相對平衡格局就可以大大降低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外匯儲備越多越好，順差越高越好，這是錯誤的觀點。同時，我們要盤活存量，通過10年或者更長時間消化，最終人民幣國際化，不需要這么多美元外匯儲備了。人民幣走出去就是外匯，要適應這一新的人民幣時代的來臨。就是人民幣既是本幣，也是外匯，可以買世界上任何東西，這是中國人的夢想。

　　總之，未來中國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需要依賴這五個方面的動力。

　　深化金融改革應實現五大突破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隱患，是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關系的扭曲，銀行利潤過多、過厚，產業資本得到的投資回報過低、過薄，嚴重擠壓了產業資本利潤率。徹底改變這種金融結構，需要從五個方面入手。

　　第一，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增強銀行信貸市場競爭。民營銀行發展會產生示范效應和鯰魚效應，但對民營銀行也不要期望過高，在5年、10年甚至20年內，靠民營銀行發展打破中國銀行業壟斷格局，都是不現實的。民營銀行主要是起示范作用，在金融創新方面可能會更積極一些，這樣會給大型國有銀行帶來外部壓力，促使它們改變經營方式，提高服務質量。

　　第二，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通過發展直接融資，分化瓦解一部分間接融資，讓投資人有多樣性選擇，從而改變強制性儲蓄。由于利率管制，金融資源配置機制扭曲，實際是居民補貼銀行，銀行補貼國有企業，國有企業亂投資，導致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近年來，理財市場蓬勃發展與利率管制密切相關。理財產品利率直接反映了資金市場供求關系。投資人追求合理回報，這是合理的，應該得到保護，要創造條件滿足它。發展資本市場，創造了多種金融工具、金融產品，有助于打破金融壟斷。

　　第三，資產證券化和融資證券化，就是把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左邊的資產證券化，把那些長期、存量資產盤活了，增強流動性。10年、20年之后才能全部收回的按揭貸款，現在以此為支撐發行債券，根據現金流分布，設計不同證券化產品，銀行一次性賣掉這些長期資產后，證券投資人之間證券買賣就形成一個新的市場，因此可以分散和轉移風險。與此同時，通過融資證券化主動創造銀行負債，就是把儲蓄存款、短期資金變成長期資金。比如，發行10年期甚至更長期限的銀行大額可轉讓存單（CDs），這樣銀行就可以放心地長期使用這些資金了。由于投資者可以互相買賣，因此可以實現銀行資產期限結構的轉換。前者是把長期資產變成了短期資產，后者把短期負債調換成了長期負債。這種金融創新，對商業銀行來說，是一個脫胎換骨的變化。

　　第四，加大對外金融開放。到2013年底，中國銀行業資產里的外資金融機構占比不到2%，還低于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比例。下一步不妨加大金融開放力度，條件是換取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對等開放。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中國金融機構都要大踏步地拓展市場范圍，加快建立人民幣全球清算網絡。這次美國和歐洲制裁俄羅斯，銀聯正好可以乘機挺進。VISA卡、Master卡，加上銀聯卡，努力實現三分天下有其一。

　　第五，完善國家金融安全網。包括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和監管體系改革。要建立中央和地方適當分權的雙層監管體系。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監管權是分開的，很多小金融機構都是由地方監管。統得過死的話，必然會抑制金融深化和發展。還有金融機構破產和市場退出制度，以及完善擔保制度。現有擔保體系，擔保公司是完全市場化的。最終成本還是加在企業頭上。要建立由政府資金引導的對中小企業提供信用擔保的體系。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臺灣地區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表現一直良好。基本做法是，政府出一部分錢，銀行交一部分保險，貸款企業也要承擔一部分，采取“三合一”的模式。這種制度設計，好處是經濟往往周期性地波動。當經濟下行的時候，所有金融機構出于風險考慮，各人自掃門前雪，通過收緊信貸減少自身風險。但是，當所有銀行都這么干的時候，系統性風險反而增加了。個體正確行為加總，陷入了“集體謬誤”。因此，宏觀經濟需要“逆周期”地調控。當經濟周期下行，銀行不應該竭澤而漁、落井下石，而是放水養魚、雪中送炭，幫助企業渡過難關。金融機構跟企業的關系就是魚和水的關系。完全遵循市場原則肯定不行。因此，要建立由政府引導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作為現行商業化擔保機制補充，還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或開發性金融體系。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