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3月29日電（記者 萬鵬）2月3日，國務院批轉了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制定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要求把落實收入分配政策、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作為重要任務，具體地說就是“限高”、“擴中”、“提低”，特別是擴大中等收入者比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宏最近撰文《如何擴大中等收入勞動者群體》，將視角聚焦到“工薪勞動者及其勞動報酬”上，提出了“中等收入勞動者”概念與收入標準，分析了群體規模與現狀，并就“擴中”路徑及工資調控政策提出相關建議。我們陸續摘選其重要章節，與網友一起探討相關話題。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六大制約因素：

1．企業利潤增長較快、勞動報酬稅費負擔較重限制了勞動報酬總量增長空間。數據顯示，在初次分配領域，從上世紀90年代初到“十一五”中期，我國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下降了6-7個百分點。在初次分配中企業所得上升了5個多百分點（其中從1993年到2007年14年間營業盈余增長了9.17倍，年均增長18.02%），形成了利潤侵蝕工資的不合理局面。另外根據我國現行規定，五險一金的單位繳費比例合計占稅前工資總額45%左右；職工個人繳費合計占個人稅前收入的22%左右。兩者相加已經達到勞動報酬的67%左右，若再加上我國工資薪稅3%-45%的累進稅率，勞動報酬相關的稅費負擔相當高。尤其是以社平工資60%作為繳費基數的做法，會造成低端的勞動者實際負擔的邊際稅負過重問題。勞動要素回報的相關稅費負擔較重，形成“職工收入不高、企業用工成本不低”的局面。

2．勞動力市場相對滯后是限制市場機制發揮基礎性調節作用的最大障礙。勞動力場二元分割局面依然沒有徹底消除，勞動力市場主體建設落后。低端勞動者整體素質和勞動技能水平偏低，組織化程度低，自我維權能力和意識薄弱。工會組織缺乏獨立性，非公企業建會率低，維權作用有限。

3．保障和增加低工資群體收入的機制嚴重不足。勞動密集性行業、私營企業、農民工等低工資群體工資權益得不到保障、工資增長緩慢是實現擴中的重大障礙，而工資支付保障和工資增長機制不足則是重要原因。一方面，工資支付及欠薪保障機制尚不健全、執行效果不佳，低工資群體的合法工資權益不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和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推進工作進展緩慢，最低工資標準未能發揮應用的作用。

4．工資調控政策尚未發揮應有作用。其中，工資指導線政策適用于各類企業，面向各類勞動者，調控范圍廣而且調控手段豐富。具體包括：通過發布增資下限、基準線和警戒線“三條線”來調控企業間增減幅度；通過發布行業工資指導線調控行業間工資差距；通過對壟斷或工資過高國有企業工資增長幅度進行 “限高”；通過“企業一線職工工資不增長的，企業負責人工資不得增長”等規定來調整群體之間的分配關系等等。工資指導線最適合體現政府對工資差距的調控意圖，各地的工資指導線文件也都基本上加載了“保低”、“限高”、甚至是行業工資調控的內容。但從實際執行效果看，各地區政策差異性很大，實際發揮功能非常有限。具體表現為：①各地工資指導線的增資空間不統一，個別地區增資幅度彈性過大，不利于縮小工資分配差距；②對工資偏高企業和壟斷企業的限高政策導向不明、措施不力，有的地方嚴格限定這些企業工資“零增長”，有的地區按下線控制，有的按基準線控制，個別地區甚至放寬到了警戒線；③對于一線職工的傾斜政策過于原則，難以落實。究其原因，首先是國家層面缺乏統一的明確導向和整體平衡，無法從全國高度來調控地區差異、行業差異；其次是工資指導線的法律強制力低，執行效果差。

5．我國稅收體制與制度不合理，收入分配調節功能較弱，甚至存在逆向調節。一是我國實行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而增值稅覆蓋了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和勞務，造成低收入者實際承擔的流轉稅稅負相對高于高收入者。二是在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不合理，分類課稅模式沒有充分考慮納稅人全部的、真實的收入情況。另外，以個人為納稅單位，沒有考慮到家庭成員構成及支出結構因素，也會加重中低收入者的稅負負擔。

6．工資外收入分配秩序混亂，加劇了分配不公。一是部分企業有在工資表外列支發放的補貼、津貼、實物分配等制度外收入名目繁多，數量難以統計，尤其是壟斷企業在高工資之外的超高福利很容易引發社會不滿。二是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職務消費多采用實報實銷形式，缺乏有效約束機制。三是部分地方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工資外收入名目多、數量大，造成預算外和制度外收入規模龐大。包括灰色收入在內的工資外收入膨脹的結果，不僅放大了實際收入差距，同時助長了各種權力機構的尋租行為或腐敗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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